（一）

        我们的童年最高大上的娱乐活动莫过于看一场电影。
       农村放电影是极其稀罕的大事，不仅令孩子们欢呼雀跃，就是大人们也无不兴高采烈。

       在农村放电影，我们不叫放电影，叫演电影。
       在农村演电影，一般都没有固定的场所，都是临时找一个比较宽敞的打麦场村头的空地或大街等地方露天放映，有的村实在找不到地方，便在没有水的大湾里放。大湾都是圆形或椭圆形，银幕架在湾底下，湾沿湾坡四周都可看。
       电影在一个村放映，不仅本村人家锁门空巷大人孩子争相观看，周围附近村庄的人们也会成群结队赶来一睹为快。
       演电影看电影是当时农村最聚集人气的事情，往往成人山人海状。那些坐着的蹲着的站着的踏着矮杌高凳的前边的挡着后边的后边的又挡着再后边的几乎场场电影一概如此。为了抢占看电影的最佳位置，有些大人都不顾脸面竟和孩子们发生争抢，有的甚至早就把凳子拿到放映场地占位子，还有的来不及拿凳子，便搬上一些砖头石块围起圈来，以示这个地方已经有人。
       在村里看电影的最佳位置莫过于紧靠电影放映机的前边。为了抢占这个地方往往板凳砖头石块一堆堆摆得满满当当，以致电影放映机都没地方安，电影放映员只好找村里的干部给做工作搞协调腾地方。电影放映前或在放映过程中，由于看电影的人太多，前边的坐着，后边的站着，再后边的就要站在凳子上往前看，如后边的人一旦站不稳从凳子上歪下来或后边又有了新来的往前挤，整个放映场里就会出现人挤人人压人的波动与混乱，有时还如同波浪式此起彼伏，被踩被碰被撞倒的事情时有发生你喊我叫，这时，村里的治安主任或民兵连长就会手握一根很长很长的竹竿打场子压场子，以镇住稳住那些往前挤往前抗的人们。
       那时在村里放电影都是由县电影公司下派电影放映队直接到村里放映。一个电影放映队一般3个人，因为所有的村里都没有电，电影放映队必须带着发电机自行发电放映。这样就需要一人看发电机，一人放映，再是一人负责倒片。因为在这村放映结束发电机便要停下，以节省汽油，只有等到在另一村再次放映时发起电来才能把放过的电影胶片正过来，这项工作一般由电影放映队长负责。
       电影放映队到村里放电影，当然不是天天放，哪个村也没这个条件和待遇，而是要相隔很长时间才能来一次。像我们都吉台这样3000多人口的大村，最勤的时候也要一个月来放一次电影，有时也会相隔几个月，而那些比较小的村庄在一年当中总共放不了三次两次，更为可怜的是坐落在山沟僻壤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庄，一年两年都轮不上电影放映队光顾他们一次，那种最具现代文明意义上的电影艺术电影的稀奇与他们的距离很远很远，银幕里边和外边的文化甘霖只在他们村庄的上空徘徊飘忽游移不定迟迟难以降落。我生在都吉台这样的大村子里是我的福气，并且经常以此作为自豪与骄傲的资本，还往往以自我感觉良好的狭隘的认识认为我肯定要比那些生在山沟里的孩子们见多识广，这个见多识广的认识最重要并且唯一的标志和资本无非就是比他们多看了几场电影。但是，即便我们就是比那山里的孩子们多看了几场电影，可心里总是很不满足，那间隔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能在自己的村里看一场电影对于我们来说根本就是不解饥困不解渴或者说是杯水车薪，而且一个月或两个月能看一次电影还直接“引导”出我们看电影的“馋虫”来。那想看电影的“馋虫”一旦“引导”出来，我们就会急得坐立不安心神不定抓耳挠腮。于是，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了都吉台之外的其它村庄，到处打听周围的村庄什么时候演电影。我们只要打听到哪个村里要演电影，便不吃饭不睡觉口渴得嗓子眼里往外冒烟也顾不上找水喝也没地方找水喝而是瞒着大人们跑到几里十几里之外的村庄寻找电影放映的声音和那想想都心潮澎湃的电影银幕以求一饱眼福。
       我们跑到外村看电影当然不是一个人的擅自行动，而是一支有组织有领导的队伍。这支队伍是我们一个爷爷的兄弟十人中挑选了四人所组成。其实不是挑选而是自然形成。年龄比我们大的兄长们根本不“摆”我们而年龄比我们小的弟弟们我们又不“摆”他们，其余晚辈即便年龄相仿也不能成为这支队伍的主力。我们在辈分上要求严格泾渭分明，侄子辈或再往后的下辈因从辈分上讲就跟我们不是一个“级别”，有时个别情况出现，我们也会临时叫上他们参加某项行动，平常他们只能作为后备力量按照需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不召不来我们也一般不招。我是这支队伍中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是在经过了那年正月初三到乔戈庄二姑家出门下午往回走时遇到风雪而我没掉队的考验加上苦苦哀求才被红年批准同意后加入的。我们这支队伍一直是在年龄最大说话最硬担任最高指挥的紅年的率领下干些惹得鸡飞狗跳牛嚎猪叫上墙爬屋打蛤蟆吊蛙（wai）子摸麻雀抓耗子勾当的。碰到机会，也干些大人能干的活，最大的一次活就是到河里捞“浮柴”。
       在人的生命历程中，有好多事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而实际上都是有联系的。联系是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存在和运动所固有的和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我后来学哲学时最感兴趣的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与观点之一。但在当时，我们谁都没想到也不可能想到捞“浮柴”竟与看电影扯上关系，当然更不懂什么是唯物辩证法。

     “浮柴”是河里发大水时从上游的某些地方被水冲下来的树枝树叶杂草等，一般都是已经晒干的，有时还有较粗的木棍。这些东西从河里捞出来再晒干可继续烧火做饭。因为它们都是漂在水面上的，所以叫做“浮柴”。
       那天，我们村的南河（荆河）发大水，是河的上游雨下得特别大，而我们这里的雨就下了一阵子。在我们这里下雨的那阵子，我们四个人正牵着三头牛在河崖上放。那牛是生产队的，我们放牛是为了挣工分。放一天牛回来，饲养员便会看看牛肚子上边的“食欠”是否平起来或没有平起来，只要平起来就说明放牛放得很好牛吃饱了，饲养员就会给记上三个工分，平不起来说明你放得不好牛没吃饱，就给你记两个工分。饲养员给放牛人所记的工分和生产队给干活的大人所记工分是一样的价值，到时候饲养员就会拿着他给放牛的所记工分到生产队记工员和会计哪里报账汇总。饲养员给放牛的记工分三分是最高限，因为一个整劳力干一天重活最高才记十分。
       那场雨来的时候为了让牛吃饱让饲养员不扣我们的工分，我们没有把牛牵到淋不着的地方躲雨，而是让它们在雨中淋着继续吃草，我们则蹲在牛肚皮底下避雨。雨停了，我们就看见河里从上游漂下了很多“浮柴”，那“浮柴”被河这边的急流涌到了河对岸流速慢的水面上。漂浮在流速很慢的水面上的“浮柴”像故意引导我们去捞。我们的家里都缺柴火，四个人都心知肚明，见此情况，红年就说：“都看见了吧？河对面那么些‘浮柴’漂着不走，意思就是让我们去捞的。我们这就凫水过去，把那些‘浮柴’全部捞出来拿回家晒晒烧火！”
       我们村南河的水平日里清纯透亮一眼就可看到河底的黄沙和游弋在水中的小鱼，那黄沙在河底随着河水流淌的细小波浪缓缓蠕动在阳光下金光闪闪，那些游弋在水中的小鱼如同空中的飞燕自由翱翔，为南河平添出一份少女的妩媚与温情。也许就是因为南河那少女般的妩媚与温情，我们说话从来都不说南河怎么怎么，更不叫它荆河的名字，而是说“我们的南河”怎么怎么。我们与“我们的南河”最密切的关系就是在河里跳水、扎猛、游泳，有时也拿鱼捉虾摸蛤喇，那金光闪闪的沙子里埋着的米蛤喇更是奇鲜无比。南河的水最深的地方叫做“岗子泥湾”，那里从河岸顶上到河底的土与泥与河两岸其它地方的土与泥质量不一颜色不同，既粘又黑。因其粘与黑，人们就叫它”岗子泥”，方圆有五十平方米左右的面积。那个地方离水面最高，在长长的河岸上如同平地凸起小山岗，河水从南往北到了这里又拐弯向东，因为是个水流“拐点”，这“拐点”就成了椭圆形的湾状蓄水存水之地，所以被称为“岗子泥“湾”。我们下河从来都不经其它地方也不是慢慢地一步步走进河里，而是就站在“岗子泥湾”顶上那个离水面最高的凸起的岗顶上往下跳。那里的水深够不着底，我们往下跳的姿势没有后来见到的跳水运动员锻炼或比赛时在跳板上跳水动作的标准与优雅，而是笨拙而丑陋。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和摸索我们也摸索总结出了一个自认为很了不起的架势，那个架势就是站在“岗子泥湾”凸起的岗顶陡坡上借着胳膊前后甩来甩去的甩力“呼嗵”跳到水里，陡坡很陡，又因为水深，我们跳到水里的时候也像跳水运动员跳到水池里那样沉到水底好长时间才露出水面。那个我们经常跳水“岗子泥湾”凸起岗子西侧河岸有一个突然矮下来的通道，通道的水浅且没有陡坡，是大人们和牲口经常走的地方。但是只要河里发大水，通道的水就随之涨满，一直涨到村的南大门南边的大坝上。这个通道里面生长着乱七八糟的杂草和柳树棵子刺槐楂子以及刺槐楂子发出的类似于灌木般的丛丛带刺的粗枝细条，导致了河里只要发大水通道就无法通行。
       我们牵着牛顺着那个通道边沿转了一个大半圈也没找到下河渡河合适的地方，最后就站在了“岗子泥湾”最上边经常跳水的凸出的岗子顶上。由于水大，水面离岗子顶部只有一米左右的高度，其它的河岸都看不见了。按照往常我们的水性，如果不是发大河水我们要到河里去，根本就不用往下跳而是向前一趴就可进入河中，而面前却是发着大水的洪流。本来清亮的河水已变得泥沙浑浊打着黄色的漩涡一个浪头追着一个浪头输泻跳蹙，对面岸边漂浮积存的“浮柴”似乎在向我们发出召唤，它们随着河水的流速在来回晃动，如不快去捞，也许马上会被冲走。我们知道，那些“浮柴”是被河对面沙滩上生长的柳树棵子和杨树林的树干挡住的，柳树棵子已经全部被水漫掩树梢都看不见了一点踪迹，只看见那些杨树还露着树头。如不赶紧把它们捞出，河水再往上一涨，百分之百就会全部冲走。这时，我们既看河水又看“浮柴”最后都看红年。只见红年眯起他那颇具特点的小眼朝对面看了看，然后对我们说：“咱们就从这‘岗子泥湾’的崖头上下河吧，方向就朝着那棵叶子发黑的杨树使劲游过去，那些‘浮柴’就都是咱们的了。”
       我们三人都没回答红年的话，从面部表情上我明显的看出了东年和明年的心里对滔滔的河水正在发呆打怵，那河水撞到崖头上激起的浪花都溅到我们的脚上，还听见了流水最急的河中心浪头与漩涡拍打发出的“哗哗”声。而我，不仅是心里打怵而是直接害怕，便对红年说：“三哥，这么大的水，我不敢下去，一下去肯定就被水冲走了，我害怕！”
       明年也接着说：“这水是太大了，咱还没见过发这么大的河水，咱不去捞那‘浮柴’了吧？”
       红年就朝我和明年看了看，又看了看东年，接着问东年：“东年，你觉着能不能过去？”
       东年毕竟比我和明年大，我们俩打怵害怕，如他也打怵害怕，那就显不出他的大来，听到红年这样一问，便说：“你能过去我就能过去！”
       红年又看着我和明年，看样是在想点子。
       关键时候，往往会出现偶然。而偶然的出现，往往会改变某些事情发展的轨迹或一个人乃至多个人的命运，当然，我不是说我们遇到了什么偶然，我是说正在红年看着我和明年不知在想什么点子的时候，我牵着的那头牛也不知看见了远处的什么，竟“哞”地大叫了一声。这头牛一叫，竟提醒了红年，他就很是兴奋地说：“好了，你们都别害怕了，我有个好办法，咱们都到河那边去捞‘浮柴’。”
      我们一听，根本不信，但红年这样一说，肯定是想出了办法，便问：“三哥，孙悟空过流沙河连唐三藏都背不动，你不可能把我们背过河去吧？”
      红年就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对我们说：“你们都长起胆子来，别朝着河水打怵，就一定能过去。”
      我说：“说不害怕还是害怕，就是不害怕也过不去。”
      红年又说：“关键是这个办法好！”
      我们三个人都看着他，问：“什么办法？”
      红年说“你们三个人都缒着牛尾巴，一人缒一头牛的，让牛拖着你们过河，河水再大也冲不走，我自己就能游过去，怎么样？”

                          （二）

        红年提出缒着牛尾巴过河的想法开始把我们惊得一愣，又一想，觉着不无道理，便把眼光投向了那三头牛，开始想如何缒着它们的尾巴过河。
       那三头牛是我们牵到村外放的固定对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固定“客户”，饲养员只要一说今天可以放牛，别的牛我们不放就放那三头。生产队的牲口到坡里放，是当时农村的普遍现象，主力军是基本上还不能干农活的半大孩子，有时农活松的时候大人也去放，主要是为了节省饲料还让牛吃到新鲜的青草，那时坡里的地圲子上的河崖边上的青草包括树叶都少有农药，是牲口的美食。生产队里有十几头牛，还有驴、骡和马等，谁放什么谁放哪个饲养员都很有数，也算是哪个人与哪头牲口之间形成的一种联系，因为人与牲口之间也有个相互熟悉的过程，熟了就有感情。就像我们放的那三头牛，就放出了感情，有了感情我们就用心放，被放的牛也就很听话，既能放好还出不了危险。在这三头牛中，那头大黄犍子性子极烈，但是在经过了一次“斗争”和一段时间的磨合后，它竟和我们有了感情而变得温驯听话。那是第一次我们把它牵出去到南河南岸放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从南河的南岸那片金黄色的沙滩再往南走，穿过一丛丛的柳树棵子，便是一片鲜嫩的绿草地。在往那片绿草地走时，因为是沙滩，我和明年都爬到了那两头很听话的牛背上骑着牛往前走，走了没多远，就听到后边“啊吆”一声，我们回头看时，红年已经被那头大黄犍子抵翻在沙滩上，又正追着东年跑。原来是红年想上去骑它，还没爬上去，就被那大黄犍子回过头来一头就抵倒在了沙滩上，见它还要继续抵时，幸亏东年拿着一根柳树枝子朝着牛脸就抽了起来，那牛又转过身来追赶东年要抵东年。我和明年赶紧从牛背上骨碌下来，想靠前拦截又不敢靠前，便把这两头老实的牛横着牵过来，想让这两头牛把它挡住。那大黄犍子见自己的同类试图拦挡它，便把头一低意图冲过去。活该它倒霉，就在它低头的时候，它前边的蹄子正踩上拴在鼻子上的缰绳，那缰绳不偏不倚，正好勒进了它那蹄子两瓣的中间，加上它的冲劲太猛，它自己把自己一下子就扭倒了。这时我们四个人一齐上去，摁头的摁头，拽缰绳的拽缰绳，红年又折了一根比较粗的柳树条子，从牛头到牛背一阵乱打乱抽。那头大黄犍子开始还挣扎，无奈那缰绳在它的蹄子缝里越勒越紧，最后它的头和蹄子几乎凑到了一起。我们打它一直打得累了才住手，看它自己没法爬起来，红年才上前把那牛缰绳从牛蹄子缝里拽出来。红年还抚摸了抚摸它的脸，又整理了整理牛鼻子上的鼻钳，那头牛站起来的时候，立即变得老实温驯了许多。也就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不论谁往它身上爬它都站着一动不动，捹它的角也让捹，缒它的尾巴也老老实实，待你爬到它背上之后，它便按照你的指挥指挥前行。
       我们选择并固定下这三头牛由我们负责放，它们还听从指挥并老老实实让我们骑在背上，是经过了斗争和努力才实现的，应该说是我们的一个胜利。
       可是，当我们把那三头牛往河边牵，牵到“岗子泥湾”崖头上时，那牛看着滔滔的河水大概也是很害怕，叫它再往前走便怎么也不走了，红年就有些发急，便大声对东年说：“东年，你先下，你缒着大黄犍子尾巴，我们往下赶牛，只要这大黄犍子下去了，那两头牛也就不害怕了。”
       于是，东年就双手缒着大黄犍子的尾巴，红年在前边牵着，明年又折了一根较粗的树枝，在牛头前比划了比划，示意不往前走就要挨打，红年在前边用力往前拉，我和明年在后边连打加吆喝，那大黄犍子终于走到了河边，不知是它自己主动往河里跳还是前边的牛蹄子没踩住河崖，“呼嗵”一声就掉进了河里，缒着牛尾巴的东年也“嗷”地一声跟着牛掉了下去，牛和东年全部沉到了河底。
       看不见牛和东年的那一刹那，红年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我和明年也张大了嘴巴。可很快，仅仅就是刹那和瞬间的功夫，我们看见了那大黄犍子的头和东年的头几乎同时露出了水面，红年的脸色也变了回来，我和明年的嘴也不再张着了。我们的眼睛紧盯着大黄犍子和东年，还看见了东年在牛腚后边把头摆甩了摆甩，我们知道那是习惯性地在甩掉脸上和头发上的水，而他的手在水下紧紧地缒着牛尾巴我们想看也看不见，看见的就是那牛仰着头忙乱地往前扒。终于，那牛把东年拖缒到了河的对岸。待东年在河的对岸松开缒着牛尾巴的双手站起来的时候，红年就大声喊问道：“东年，怎么样？”
       东年把双手聚成喇叭状对在嘴上朝我们大声回答说：“很好！一点也不用使劲，只要缒紧牛尾巴就行！”
       东年缒着牛尾巴顺利过河的成功，不仅增强了我和明年的信心，另外两头牛也好像是亲眼目睹并领会了大黄犍子是在给它们示范，它们有了学习的榜样，而最为开心的是红年，他感到了自己决定的正确并且有了渡过南河发大河水的经验。        

        第二个是明年缒着牛尾巴过河。红年便嘱咐说：“那牛走到河沿就要下河里的时候，要赶紧憋住一口气，要憋到头露出水面时再喘气，喘气也要张开嘴用嘴喘，不要用鼻子，别叫水呛着。两只手要紧紧地缒住牛尾巴，一定不要松开，一松开就被河水冲走了！”
       明年答应着。红年在前边牵着，我在后边赶，那牛就很听话地往河沿上走，到了河沿边上，红年只朝它喊了一声“下”，那牛就“噗通”一声掉进了河里，紧接着明年也掉进了河里。一直等着明年在河里露出头拽着牛尾巴到了河那边站起来之后，才轮到我过河。
       尽管有了东年和明年过河的试验成功，但怎么说也不是自己，我心里还是相当紧张与害怕。当红年牵着牛往河边走的时候，我早就抓住了牛尾巴。那牛到了河沿，红年就朝我和牛大喝一声：“憋气！下！”
       我感觉还没来得及憋气，就被牛拖着“噗通”掉进了河里。那一刻我头脑清醒，只觉得身子急剧下沉，也不知离河底还有多深，就被牛又拖了上来，我的头还没露出水面，嘴就被河水的力量硬是冲开了，河水带着泥沙冲进了我的嘴里，我不由自主地“咕咚咕咚”咽下了几口。咽那几口带着泥沙的河水时，我好像还尝到了牛身上我们闻惯了的那种牛骚味。
       红年也是一直看着我到了河对面站起来了，他才跳进了河里，凭着自身的力量渡过了发着大水的南河。
       我们兄弟四人除去放牛，最大最正经的集体活动是每年的正月初三一起去乔戈庄看二姑。乔戈庄在都吉台的正南方向，也就是”我们的南河“的南边十里路左右的地方，中间还有道丘陵。看二姑是代表我们的父辈和我们的兄长走的最重要的一门亲戚。二姑是我们一个爷爷孙辈上所有兄弟姐妹的亲二姑，在血缘关系与亲情的距离上是一样的，为了不给二姑增加麻烦，我们就把看二姑的时间进行了统一和确定，每到正月初三就集体行动，不能你今天来我明天去，这样，也就为我们这支队伍最初的形成与建立奠定了基础，因为我们四人分别代表着我的父亲、我的二大大、我的三嬢嬢和我的四大大我们父辈的兄弟四个。我的四大大没有后人，去看二姑时都是由东年代表，为的是让二姑开心高兴。

       能够行动统一步调一致去看二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姑家洪恩表兄时任村支部书记。村支部书记不仅是一个村里的最高领导，关键还在于本村与外村直到公社及其部门乃至县里的相关单位等“外交”活动与事务能拍板的决策人物。洪恩表兄虽然是村里的支部书记，村里集体的大事小事的决策人物，但他所有的事情我们一概不闻不问不关心，我们关心的就是他有条件主动邀请县电影放映队到他们村里演电影。县电影放映队到村里放电影全是免费，充其量就是管放映人员吃顿饭，并且都按照标准交粮票和钱。通过我们的关心，表兄还真是专门多要了两场电影。凡在二姑村里演电影，表兄就会想方设法捎信给我们并且不用我们早去占地方，表兄安排专人给我们占好地方实际上是搞了特权。

       在二姑村里看电影比在我们自己村里看电影还方便还省劲是我们最深刻的体会。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我们还以看电影的名义故意提前早去二姑家，提前早去的目的就是为了吃一顿表嫂做的好饭。那好饭也不是什么水饺面条馒头那么高档，但总比在家里啃地瓜吃地瓜干要好很多，最起码能吃个地瓜干子煎饼或玉米面和地瓜面掺在一起蒸的窝窝头。表嫂蒸窝窝头的时候，还总是专门从咸菜瓮里捞出个自己淹的咸菜疙瘩切碎盛在碗里，然后打上一个鸡蛋搅匀与窝窝头一起蒸熟。表嫂往里面打鸡蛋的时候，我们恨不能她打进两个，可我们都不敢也不好意思提此要求。那窝窝头就着鸡蛋蒸的咸菜疙瘩其香无比。这些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表嫂人长得漂亮美丽动人和说话热情好听，我们都感到表嫂是这个世界上最可亲最可爱最美丽的表嫂。
       看二姑是我们每年正月的大事也是重要活动，率领我们办好这一大事举行这一重要活动的“头”也是红年。红年是我二大大家的叔兄弟，二大大五个儿子，红年在这兄弟五个中排行位次为三，东年是第四，而明年哥哥是我三嬢嬢家兄弟二人中的老大，还有个兄弟常年比我还小，他的年龄和那些女姊妹们以及我们的侄子辈上的那一大些人都不够资格参加我们这支队伍。这样，我们这支队伍的主要力量就是红年东年明年顺年四个人，我们还大言不惭的号称“四方面军”。我们这支号称“四方面军”的队伍主要成员，按年龄排列红年最大那时十一岁，其次是东年九岁明年八岁顺年七岁。别看我们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但却是几乎天天晚上有“行动”有“战斗”。我们的“行动”和“战斗”最主要的是看电影。为了看电影，我们曾经转战南北东征西伐脚踏浯河荆河两岸如游击队般活跃在半径十里左右的十几个村庄中，南有彭戈庄朱苏铺乔戈庄，北有临浯小石埠高家庄，东有赵家庄子小坡村和东、西、中三个城阳，西有石桥子后牛市王家、胡家俩西院和一溜近戈庄。在这些地方红年说他不仅安插了暗哨还有侦探可随时提供哪村要演电影哪庄要唱戏的消息，其实他就是注意采集消息，所谓暗哨和侦探都是用来哄我们的，借以显示他比我们能。那时的我们根本不知电话为何物而手机更是闻所未闻。红年的消息主要来源于道听途说和主动打听，因我们年龄太小问及路上行人即便人家掌握信息也不会轻易告诉，人家担心告诉了我们哪里有电影我们果真要去看，一旦迷了路或掉到河里湾里那就会惹来太大的麻烦，岂不知我们最不害怕的就是河水和湾水，我们的水性好像是自然生成，是在湾里河里泡大的。

       红年的岁数大路上行人也愿意跟他说，但他得到的消息十有八九也都是虚假或不实。有时路上行人故意逗他，当他问及哪里演电影时，行人随便说出个村的名字，他便如获至宝，立即通知并组织我们前去观看，我们便家不回饭不吃立即奔赴看电影的“战场”。有时因消息不灵情报不准使我们连续三个晚上扑空，扑空就扑空我们从来没有后悔没有怨言反而更加锲而不舍意志坚定斗志昂扬一如既往。

       农村文化的贫乏和电影的稀罕对我们的诱惑使我们练就了一双踏荆踩棘的铁脚板，赤脚走夜路来回一二十里根本不在话下。这样时间长了，尤其是红年带领我们下湾跳河到处玩耍从没出现过危险，他便得到了我的父亲、二大大和三嬢嬢的信任与放心，红年也就成了我们理所当然的孩子“头”，白天不用说，就是夜里我们回家再晚，大人们也从来不问不闻。这样，我们活动的范围便更加宽广时间便更加自由胆量也便更加壮大，有时夜不归宿而是卷曲在生产队的麦秧垛里过夜。

       为了保险，我们的行动总是被红年严格要求，对大人们保密并处处提高警惕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不让他们发现我们行动的踪迹。

 （三）
       有一次得到消息，大近戈庄村晚上演电影。
       正是吃晚饭的当口，我们就听到了红年发出了紧急集合的“号令”。
       红年发紧急集合的号令是他的那支竹笛。他用那支笛子吹奏《大海航行靠舵手》那首歌的曲子。那首歌我们都会唱，但我们不懂曲子，红年会。一旦听到用笛子吹这支曲子，就知道红年在要求我们紧急集合，这是早就规定好了的。这个笛声和曲子，是我们必须立刻集合的命令，即便正在吃饭也要放下饭碗赶紧跑到集合地点。
       红年的那根笛子如同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司号员拿着的那种号，就等于最高首长下达命令的喇叭，我们村的民兵连就有两支，但红年想吹也捞不着吹，就像他手里的笛子我们想拿到手里看看他都不让。他对他的笛子视若珍宝，有几次趁他出去干活我们想找出来看看，以解开这么根小竹子上边就几个小眼怎么一吹还会唱歌存在我们心里好长时间的悬念与好奇。但我们要想找到红年的那支笛子却非易事，他总是把他的笛子藏得极其隐蔽令我们三人束手无策。后来我们问他到底藏在哪里，他依然坚决不说并故弄玄虚地告诉我们：“我那笛子就是孙悟空的‘金箍棒’，我不吹的时候就让他变成一根比‘绣花针’还小的针放到我的耳朵眼里，需要吹的时候再从耳朵眼里抠出来，你们就是再有本事，这笛子也是找不到的！”
       我们便偷偷窥视，以期找到红年那支笛子的机会。
       机会来了，拿着笛子的红年被二大大喊着去生产队里借个小推车推垫栏土，推土红年不办事，空小车推回家没问题，我们还不行。红年接受了二大大的命令，只见他在二大大家西窗户外磨旮旯里转了一圈，手里便不见了笛子而是小跑着去了生产队。我们三个人那时正躲在二大大大门口过道的西耳房里偷看红年，他根本不知道。见他出去借空车子了，我们便不约而同一齐涌进磨旮旯，来回转了三圈但还是没有发现他藏笛子的地方，东年还弯腰低头朝磨盘底下的鸡屋子里望，但被鸡屋子里的鸡屎臭味差一点顶倒。我们又把目光投向了磨旮旯南边的一个不大的麦秸垛。那笛子是红年顺着麦秸插进里边去的，我们又不可能朝一个个的麦秸插进手去摸。红年去生产队借小推车的时间我们大体有数，很担心他推着小车回来发现我们在试图找他的笛子，便十分着急地胡翻乱找。这一乱不要紧，那个麦秸垛被我们一下子推倒了，麦秸个子轱辘辘滚满了磨旮旯，有几个还从磨旮旯滚到了大门口，二大大听到动静从屋里出来，我们一看二大大出了屋吓得拔腿就跑，跑出老远还听得到身后二大大严厉的“嫌吼”声。
       听到红年发出紧急集合的“号令”，我便把饭碗一放拔腿就往外走，父亲问：“饭没吃完就往外跑去干什么？”
       我一边说着“有事”一边跑出了家门到了我们紧急集合的固定地点——村西头的碾棚。
       我们那个村西头的碾棚就在我一个老爷爷的兄弟庆年大哥的大门口东边，曾为庄西头半截村子的老少爷们忠心耿耿地服务了多少年。那偌大的碾砣子和碾盘曾挤压碾碎过高粱玉米谷子地瓜干等粗粮，生活困难时期更是挤压碾碎了无数的地瓜秧子玉米秸玉米骨头和豆秸以及榆树皮柳树皮等为人们充饥。在吃不饱肚子的年月里，那盘碾为人们做出了默默无闻的奉献并因此受到了尊重，人们为了能够有粮食吃能让孩子吃饱肚子，有的人家便图吉利在碾前焚香烧纸，让孩子叩拜那盘碾为“干爷”或“干娘”。
       我们跑到碾棚前集合完毕后，红年便有些抱歉并带有自责地口气发布命令说：“今天晚上大近戈庄演电影的消息来得突然，咱们都不要吃饭了，赶紧往那走，要不电影就演完了！”
       我们一听要去看电影当然都没有异议，便跟在红年的身后小跑般直奔大近戈庄。
       当我们跑到大近戈庄村头的时候，还不知电影放映的场地在村里什么地方，就听到了电影放映的喇叭声。我们的心里更加着急，便循着喇叭的声音急呼呼地找那电影放映的场地。当我们穿街过巷看到电影银幕的时候，那电影已经开演了不少时候。大近戈庄演电影不像我们村演电影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我们村演电影都是在大队办公室前边的大院里，那个大院之大是全县所有的村庄没有的，可容纳数千人在这个院子里看电影或看演戏，这是后来我担任两位县委书记的秘书几乎走遍了全县1340余个村庄得出来的结论。大近戈庄村虽然也不算小，但演电影只能是在场院里或是在大街上演，且一次换一个地方。这天晚上大近戈庄演电影就在村里最宽的一条南北大街上演，我们从正面赶到的时候，满大街的人已经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站在大街的最北头，前边还有一片站着看电影的大人或孩子，有的踏着凳子有的踩着石头还有的趴在路边住户的墙头上。我们的个子又小又矮，就是红年的个子比我们高也高不过那些大人。我们从人缝里往前看，只能看见很小的银幕上影影绰绰的东西在晃动，在村外能听见电影放映喇叭的声音，到了放映的现场反而声音听不见了。我们都因看不清听不明而焦急，还是红年明白，他说：“咱们在这里看不清，干脆到背面吧，从后边看一个样。”
       我们便从人缝里钻出来，又转了两条街，才绕到电影银幕的背面。
       电影银幕的背面也站着坐着许多人，但人与人之间没那么拥挤，我们利用自己身小个矮的条件和优势，顺着人缝又拱又钻的终于到了银幕背面的前头。在银幕的背面看电影所有的人像图像都模模糊糊还是反向，我们只能听声音但也不能站着，只要身子一站就会挡着后边人的视线便招来大声喝斥“坐下！”
       我们只能席地而坐。刚下过雨不久的地面潮湿而发凉。红年就小声发话道：“脱下鞋来坐着！”
       我们哪里还有鞋可坐？因为走得太急，东年明年和我三个人都是赤脚跑来的，穿着鞋的只有红年。叫我们脱下鞋来坐着的时候，红年才发现我们都没穿鞋，他就把自己的鞋脱下来，给了我和明年每人一只。那电影看了大约半个小时多点，就听放映队上的人从挂在银幕两边的喇叭里宣布电影放映结束。我们看的时间太短，又是是半路上插进来看的，电影的名字都不知道，内容更是没看出一二三。放映队的人一宣布电影放映结束，挂在放映机那里的两个电灯泡也随之熄灭，吊在两根木杆子上的银幕和喇叭也“唰”地卸了下来，整个大街上漆黑一片，在银幕前边的后边的看电影的人们便南来北往地拥挤起来，因为人挤人挤得太紧，红年就随机问身边的人电影叫什么名字，那人被挤得很不耐烦地说：“你看一顿电影连电影名字都不知道那你看了些什么？”
       红年被挤得喘着粗气解释说：“我们来晚了，没看见电影的名字。”
       那人便没好气地说：“《英雄虎胆》。”

       只听见了电影名字叫《英雄虎胆》，但电影是什么事，英雄虎胆是什么东西我们一无所知，红年也不敢再问，便领着我们往外挤。
       我为了怕被人挤得和哥哥们散了群找不到回家的路，站起来的时候竟忘记了随手拿着腚底下坐着的红年那只鞋，而是双手紧拽着明年的衣服角就怕掉了队。街上路上很黑，我们就随着大人喊孩子孩子叫大人此起彼伏的高呼大叫嘈杂的声音身不由己地被拥挤着出了村庄。出了村庄开始的那段路上，仍然人声嘈杂，大近戈庄村东的好几个村庄都有来看电影的，路上继续拥挤，还有一拨一拨的男男女女从我们的身边擦肩而过走到了我们的头里，好不容易拐了弯走上通都吉台的路上时，路上的人明显少了，我才放心地松开始终紧抓着的明年的衣裳角，明年也才把提在手里的另一只鞋让红年穿，这时候，我才想起了我坐在腚底下的红年的那只鞋竟然忘在了看电影的地方，头就“轰”地一下子，我知道我犯了严重的错误，便十分害怕地对红年说：“三哥，我坐着的那只鞋掉了！”
       红年一听鞋掉了，立即就停下了脚步问：“在哪里掉的？”
       我说：“就是看电影我们坐着的那个地方，站起来的时候我忘了拿！”
       红年一停一问，东年明年也都停下了。只听红年果断地说：“走，快回去找！”
       找红年的那只鞋，我们是真正地跑着往回返的。但路上的行人依然很多，又是对着头跑，我们根本跑不起来，只有心急火燎地担心那只鞋千万别找不到了。
        我知道那只鞋对红年的重要。
        我的二嬢嬢去世比较早，二大大一个人拉扯着我五个叔兄弟和一个姐姐，而我那个姐姐仅仅比我大一岁，根本还不知针线活为何事，而他家里我那个最大的哥哥永年三哥（我们一个爷爷的兄弟排行他也为第三，我们也叫他三哥）尚未婚娶，整个二大大家中就没有纳鞋缝补做针线的，红年那双鞋还不知是三嬢嬢家的哪个姐姐给他做的，找到便罢，倘若找不到……

       我如犯罪般在往回返的路上跑在最前头，但速度也提不起来，只能是快走。当我们到了演电影的那条大街上时，将近两个小时已经过去，那条大街上已空无一人，街上的石头砖头瓦碴子土坷垃也已拾掇得干干净净。天已经漆黑，又没有月亮，只有深邃高远的星星向我们眨着眼睛投来看不清路面的星光，我们四个人只能借着星光顺着大街的两边找。我们把头低得很矮，找了两个来回，又约摸着在挂电影银幕的周围反复找但都没发现什么东西。大街两边的住户还有一两家亮着煤油灯，那煤油灯透出的光亮昏黄而微弱与大街上的光线也毫不相干，我们也不敢轻易去敲亮着灯光人家的大门，心里也很清楚即便敲开人家的大门人家也不会知道那只鞋掉到了哪里。大街上没有任何东西，但我们仍不死心，又看大街两边的东西胡同。东西胡同里更黑，我们往里走走就快跑出来再到另一条胡同。这时，好像大近戈庄村里的一个干部从大街的北头走来，见我们四个半大小子在东瞅西望，不知道在做什么坏事，便大声问道：“干什么的？”
       我们被他这样一喊吓了一跳，连忙解释说：“散电影的时候我们把鞋掉了！”
       那干部又问：“哪庄的？”
       我们回答说：“都吉台的。”、
       那大近戈庄的干部说：“你们还找鞋？掉了什么也找不到了。电影一散，我们村的民兵就立即打扫大街，明天上边来人参观检查，这是条主街，这一地的砖头瓦碴子和乱七八糟都打扫干净用马车拉着倒进村南的大湾里了。快别找了，找也找不到了。”
        那人一边说着一边就往自己家走了。
        听了那人的话，找到那只鞋的希望彻底破灭，我的鼻子一酸，就开始“搐啦”起来，嘴里也说不出话了。
       红年见已经无法找到那只鞋了，又听到了我在抽泣，便说：“顺年，别哭了，那鞋咱不找了也不要了，咱们这就回家。”
       回家的路上，因为就剩了一只鞋，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不穿鞋反而没法走路，红年就把那只鞋拿着和我们一样赤着脚往家走。
       我们原来到外村看电影不管在哪个村看完往回走时，电影里的人或事以及电影内容都是一路上的话题，看明白的就讲明白的，看不明白的也装明白的胡讲八讲，甚至几天都是议论的中心，有时还因为明白的与不明白的发生争执，相互间都看不见对方的脸，但从声音里可分明感觉出已经面红耳赤。可是，那个晚上，我们从大近戈庄到家，一路无语。
       回到家里，看了电影的兴奋全无，我悄没声地躺在炕上闭着眼也睡不着，电影的故事早已无影无踪，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才迷迷糊糊的做起了梦来，在梦里，我看见红年赤着脚，被一块玻璃碴子扎着了，脚上流着血，流满了脚底脚面子，脚趾的缝里还止不住往下滴，我跑到屋里，从锅底下抓出两把草灰，用力摁在了他的脚上……

（四）
       去大近戈庄看了那场从别人嘴里才打听到的名字叫做《英雄虎胆》的电影后，尽管内容故事情节我们都说不明白，在没有去看那电影的人们面前也缺少了炫耀的资本，但我们从电影的名字里却理解了“英雄虎胆”的大概意思，英雄就要有虎胆，虎胆就是大胆或者是胆大，老虎是山中之王百兽之王，老虎不仅有胆而且是大胆，我们要当英雄就要有老虎的大胆，老虎的胆到底多大什么模样我们不知道，但老虎身上能看见的地方都显示出它的胆量，我们看见都害怕。我们可以学老虎身上能看见的某一个地方。在我们这支队伍反反复复对“英雄虎胆”的议论中，不知是故意提出还是说错了，就听明年说：“我们平常打闹玩耍都是赤着脚，赤着脚也是胆，就是不怕扎不怕硌，咱们再继续赤脚练，就练成‘英雄虎脚’了！”
       明年这样一说，大家竟随声附和，“虎胆”看不见摸不着说到底是虚的，“虎脚”却是实的，本来平常玩耍我们都赤着的脚，把“脚”变成“虎脚”一下子就提升了高度和层次。由此，“英雄虎脚”便成了我们的一个目标。从那天开始，不管我们干什么都是不穿鞋赤着脚，尤其是到外村看电影，更是不穿鞋赤着脚。
        日出日落一天又一天，春夏秋冬一季又一季，花开花落一年又一年，“英雄虎脚”成为我们那个年代那个年龄日常生活的经典和生命历程中的精彩！
       其实，不光我们知道一双鞋的份量，那时都吉台全村大人孩子都知道一双鞋的份量，大家穿的鞋几乎都是手工制作，几乎没有用钱买鞋的，偶尔发现有个穿球鞋（不是现在概念上的球鞋，那是最简陋的一种塑料底黄绿色帆布帮脚面上有一条细细鞋带的鞋）的人从身边走过，总会引来许多羡慕追看的目光，那穿球鞋的人走过之后，便在看见的人们心中踏下一行深深的脚印。自制的鞋说到家是布鞋，但也绝对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布鞋，更不是什么老北京布鞋老青岛布鞋等等，那自制的布鞋鞋底是用浆糊先把破布碎布一块块在木板的平面上或饭桌桌面上铺平，每铺一层破布碎布就抹一层浆糊，浆糊是自打的，也舍不得用好面充其量用点地瓜干子面。破布碎布抹上浆糊铺到两三层之后，便拿到太阳底下晒，我们称为晒“壳（que）子”。“壳子”的厚度大约在三、四层布的厚度上。在太阳底下晒干后，便按照大人或孩子脚的大小用一张薄纸画出一个脚的大体轮廓，叫做“鞋底样子”，就照着这个“鞋底样子”把晒干的“壳子”剪下来，再一层层地摞起来，成为一个一公分左右厚度的“壳子”鞋底，然后用搓好的“麻线”一针紧挨一针地“纳鞋底”。因为“壳子”的层数多，一般针根本扎不透，只能先用锥子钻一个大针眼，然后大针带着“麻线”穿过鞋底，再用力拉用力拽甚至用牙咬着麻线使劲勒。鞋底纳好后，比木板还要硬还要结实，为的是穿在脚下耐磨。有了鞋底，再做鞋帮。鞋帮一般用棉线而不是麻线，用的“壳子”一般是一、二层，然后外边再覆上一层较大的两只鞋同样颜色的布用棉线纳鞋帮，鞋帮里边的布颜色不一定一样。鞋帮纳好了，再用锥子大针麻线把鞋帮“上”到鞋底上，一双鞋方算做成。做成一双鞋不仅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过硬的技术，还要有好的材料，男人们基本做不了。穿上这样的一双新鞋，由于鞋底太硬，脚上一般都会磨起血泡，但平常胡跑乱跑打打闹闹也舍不得穿，因穿破了很难再有新的。对于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来说，只有每年过年的时候才能穿上这样的一双新鞋。那新鞋穿到脚上人人都如获至宝，珍爱无比，都有不会走路的感觉。
       那场基本没看明白还丢了一只鞋的电影《英雄虎胆》，终于让我们这支队伍有了再看一次的机会。那是到大近戈庄看电影丢了一只鞋过了一段时间割完麦子种上秋玉米天开始热了的时候。一天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四个人无所事事，燥热难耐，想到南河下河，太阳又毒辣辣的，便就近跳到了二大大和三嬢嬢院墙东边的大湾里又是扎猛又是踩水，那湾里的水南头较浅只没到我们的肚脐眼，越往北水就越深，到中间的时候就已经够不着底了。到了北头，我们都把胳膊往上举着，直着身子往下沉，看谁能够着底，结果谁也没够着。本来焦浑的湾水，叫我们从南头搅到北头，那水已经如同泥汤般浑浊并还散发着一种壕水（猪圈下栏的水我们叫壕水）的臭味，那湾水虽然远比秋天沤蔴沤苘臭那臭差几个档次，但也总是觉得喘到鼻孔里不很舒服。我们在那如同泥汤的湾水里晃来晃去，一直踩着水游到北头，便一个个爬上湾沿，准备再从南头二大大墙外探到湾中间的那棵榆树杈子上往下跳。刚爬上湾沿，老远就看见一辆颜色与众不同的邮递员专用自行车由远而近，那专用自行车的颜色告诉我们，是邮递员从大队办公室送下信和报纸从北边的大街上拐弯过来的。骑在自行车上的邮递员老刘我们不熟，但跟红年已经认识了。他认识红年来自于到乔戈庄送报送信正是中午吃午饭的时候遇见我们的表兄洪恩从大队办公室出来要回家吃饭，表兄便邀请老刘一起到家里吃了顿饭，吃完饭后，表兄知道他要去彭戈庄赵家庄子都吉台转一圈再经大近戈庄后返回石桥子公社驻地，这是他常走的路线。表兄就托老刘给红年捎信，说晚上乔戈庄有戏，县茂腔剧团下乡巡演。邮递员老刘就费了点周折在二大大的“过道”里找到了红年。红年那天很老实，不知道偷着吃了什么东西在家拉肚子拉得浑身没劲便摘下一扇大门平放在地上当床躺在上边，听到表兄捎来的信是演戏唱茂腔，他本来情绪就不高茂腔又没引起他多大的兴趣，而关键是肚子还在继续疼屁股继续拉，这个消息他就自己压在了自己的心里未告诉我们，但他从此认识了老刘并告诉了老刘以后如何找他如何给他消息的具体办法和地点。当后来我们审问红年认识老刘的那天为什么拉肚子时，红年开始不说后来我提示他是不是偷吃了生产队分给的烂地瓜干巴子，红年才吞吞吐吐说了实情并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我也偷吃过那些地瓜干子巴，我是在炕上够不着挂在墙上盛着地瓜干子巴的那个笎子，最后把两床破被摞在一起踏着被才把那笎子拿下来吃的。那些烂地瓜干巴子生吃时尝不出来有多么不好吃，只尝到还有种甜丝丝的味道，但我吃了以后也是拉肚子还肚子疼。红年就说：“怪不得你知道呢！”
       我们从湾里爬上来，如同泥汤般的湾水带着一股臭味从我们的头上脸上脊梁上肚皮上淅淅沥沥往下滴着淌着，老刘走到跟前都把头往边上一扭怕溅到他的身上，他根本就没看清我们是谁，也没认出红年来。倒是红年看清楚了是老刘，便朝他喊了一声：“老刘！”
       老刘听到喊声，便一回头，下了车子，细看了一会，才认出是谁在喊他，便说：“是赵红年吧？我正要找你，你表兄苏洪恩叫我捎信给你，他们村里今晚演电影。”
       我们一听二姑村里演电影，那种高兴不言而喻，便七嘴八舌问那老刘：“什么电影？”
       老刘没接着回答，而是把腿往上一抬，上了车子后才说：“《英雄虎胆》。这电影在别的公社转了好长一段时间又回来了。英雄虎胆呀英雄虎胆，今天又转回来了！”
       老刘说最后一句的时候还是唱着说的，待他走远了，我们一阵欢呼，紧接着便手足舞蹈起来，也不再往二大大院墙外那棵榆树杈子那里转了，而是随地纵身，又跳进了湾里。那泥汤般的湾水已经浑然不觉，也闻不到了那壕水般的臭味，我们只顾在里面翻滚扎猛打”噗通“大喊大叫，闹了好一阵子，红年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便大声喊道：“别胡闹了，咱们这就去南河，把身上的湾水冲洗干净，回来快想办法吃点东西，去二姑家。”
       我们听从着红年的“命令”，一个个从湾里咕噜噜爬出来，带着一身湾泥和臭味，向南河跑去。
       在南河里冲洗干净，我们便各自回家胡乱吃了点东西，按照早就说好了在南门底下集合的约定集合。我到南门底的时候，那三个哥哥都到了，看看天色尚早，觉得早到了二姑家又要麻烦表嫂做饭吃就觉得怪不好意思，我们便在南门底下摆起了“五大棍”（一种简单的棋，是在地上横竖各划五条长杠形成一个棋盘，中间的方框叫小斗，三点连线叫三斜，四点连线叫四斜，五点相连叫“五大棍”，这种游戏统称叫“五大棍”）消磨时间。我们四个人下“五大棍”还是老办法，红年自己一班，我们三人一班，但我们三人老是下不过红年一个人，每次下“五大棍”都是以红年赢我们输而告结束。那天，不知什么缘故，我们先是连续两盘都走出了一个“小斗”和“三斜”的“来回悠”使红年无计可施，先胜两盘。第三盘还没走棋，他一没注意，我们上了一条“五大棍”，把他的棋一下子掐掉了三子，他又是大败。这时，我们就听到远处的天上有“轰隆轰隆”的雷声，四个人便到门外看，只见我们的西南方向阴云密布像是下雨。我们三人就提出“五大棍”不下了，赶紧往二姑家走，要不在路上就要被雨淋着。而红年坚决不让，他说：“再下几盘棋等等，要是下雨，我们就是到了二姑家那电影也没法演。”
       红年的话有道理，但我们也看得很明白，他是输了棋很不服，想再捞回来。于是，我们就听着“轰隆轰隆”的雷声继续和他下棋。我们的注意力已经不是那么集中，双方便在输输赢赢的混战中一直下到在坡里干活的大人们收工回家。到这时，红年才住手说不下了，我们便都站起来拍了拍粘在腚锤子上的沙子和土往二姑家走。可是，我们刚走到河沿，就看见河里的水涌着一米多高的浪头从上游呼啸而下。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架势，那一米多高的浪头从我们的眼皮底下奔腾之后，整个南河又被大水漫延。看着突如其来的大河水，我们兴奋地大声吆喝着“发大水了，发大水了”，去二姑家看电影的事竟忘在了脑后。还是红年清醒，他朝着大声吆喝的我们喝斥道：“光知道吆喝，这电影怎么去看？”
       红年朝我们发火，我们知道这是下棋他没能赢了我们在借题发挥，但也确实让我们又想起了去看电影的事，突然感到，这可怎么办，发这么大的河水，到二姑家看电影是看不成了。
        红年朝我们发火发得很没理由，雨不是我们下的，河里发大水不是我们发的，过不去河看电影更不该我们是的。他似乎意识到了朝我们发火是发错了，他看了看河水说：“你们在这里等着，我一会就回来，这电影我们一定要去看，都不要到处乱跑哈！”
       我们答应着，不知道他要去干什么，只见他朝着村里快步走去。
       红年一走，我们就在河边议论，咱们这里一点雨都没下，怎么这河里会发大水呢？后来我们才知道，每条河都有上游下游之分，下游的地方不下雨，但上游下了大雨，河里也会发大水。我们村南的这条荆河，是全石桥子公社境内最长流域面积最大的一条河，它的上游有好多个村庄和丘陵山地，并且在离都吉台十五里路的地方有一座水库，也是全公社最大的一座水库，叫吴家楼水库。因为水库刚修起来没多长时间，未经过几年的沉淀和大水的考验，为了以防万一，水库的水位一到警戒线，管理人员便主动敞开溢洪闸往下泄水。泄水的通道就是荆河。都吉台段的荆河是最下游，只要吴家楼水库打开溢洪闸，都吉台周围不下雨，荆河里照样发大水。
       我们正议论着为什么没下雨河里却发大水的事，就看见红年牵着那头大黄犍子牛来了，他肩膀上还挂着一根绳子。到了近前，红年就有些兴奋地跟我们说：“叫你们去办这个事谁也办不成，我跟饲养员说我们要到二姑家使排子车拉东西，借牛使使，饲养员叫我牵那头，我没听他说，牵着大黄犍子就来了。你们知道大黄犍子来干什么吗？就是咱们缒着它的尾巴过河去看电影。”
      我们一齐称赞三哥有办法。红年就不无得意地说：“一会跳到河里，我缒着牛尾巴，你们都缒着绳子，咱们一趟就过去河了。”
       我们就按照红年的吩咐，把绳子拉开，每人都把绳子攥在手里，红年就在前边缒住牛尾巴，然后吆喝着大黄犍子下河。那大黄犍子有了曾经渡过大河水的经验，便很顺从地“呼嗵”一声跳到了河里，红年紧跟着下去了，我们就像下饺子般纷纷跳到了河里。
       很顺利地过了河，我们又为大黄犍子发愁，如不在树上拴住它，它肯定会到处乱跑，回来就找不到它了。如把它栓在树上，河水再大，它就没法游泳就会被淹死。红年就说：“你们真是嘲巴，咱不会让大黄犍子一起去看电影吗？再是，明年顺年都上去骑着牛，还省下走路了！”
       红年这样一说，我和明年不仅是佩服三哥，而且是感激了！
       那个晚上，我和明年是骑着牛去看的电影。看了全片的《英雄虎胆》，是没用“英雄虎脚”走路去看的《英雄虎胆》。

                       （五）

       天暖和的时候，我们的“英雄虎脚”发挥过很多很大很重要的作用，既省了鞋，还不耽误我们上墙爬屋胡窜乱跑，脚上扎上刺是常有的事但也是小事，关键是乱跑的时候脚趾头碰到石头上磕破皮磕厉害了，那就要挨疼受罪还耽误事，尤其怕耽误看电影。到了冬天，我们的“英雄虎脚”就失去了作用，既不是“英雄”，更不像“虎脚”了，牛脚驴脚马脚我们不敢比，猪脚狗脚猫脚我们也望尘莫及，那两只脚连个鸡爪子都不如。我们穿着时常露着脚趾头里边又没有袜子的破单鞋，即便没有了半点“虎脚”的“英雄”气概，但也挡不住我们看电影的欲望和勇气。
       那是一个没有冬日暖阳的日子，天上飘着零碎的雪花，到傍晚的时候雪就停了，红年不知从谁人哪里得到消息——临浯街上演电影。电影的名字既有震撼力又有吸引力，红年向我们传达这一消息并组织我们准备行动时，还极其神秘又遮掩不住兴奋地告诉我们：“今晚电影《战上海》！”
       临浯街在我们都吉台村的正北方向。之所以称作“街”而不叫庄或村，不是因为村大人多而是在于有“集”没“集”。我们当时的认知就是凡有“集”的村庄都可称为“街”，如相州街、石桥子街、程戈庄街等等，这些地方的“集日”相互间都把日子岔开，如相州集是每月的二日和七日（初二、十二、二十二和初七、十七、二十七），每个月六个集，其余的以此类推。程戈庄的集日是每月的三日和八日，石桥子的集日是每月的一日和六日，而临浯的集日是每月的四日和九日。我们都吉台村的大街笔直而宽阔，但就是因未设集日，所以就没能称为都吉台街。为此，那时的我们还曾为都吉台不能叫做”街“而发过很多的愤愤不平。
       临浯街直线距离都吉台正好十华里，我们去的次数比较少，并且对临浯街的印象浅显而模糊，按说十华里的距离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任何问题，临浯街辖于安丘县而不属于诸城县我们也没有任何概念，而关键在于中间相隔一条大河，那大河的名字叫浯河，那河因与我们村南的荆河相比河床宽而水深并在村子的北边，我们便叫它“大河”或“北河”。因为相隔这条河，河上直到现在也没有桥，夏天去临浯办事或赶大集除了发大水的时候人们都把裤腿子挽得高高的淌水而过，算不上畅行无阻但也无什大碍。但到了冬天，河水便开始结冰，从开始在河边靠岸的地方“冻冻碴子”到最严冷时候的冰冻封河。真是封了河还是好事，完全可踏冰而过，但是从开始结冰到封河这段时间比较长，冰冻承载不了人，而那水却冰凉刺骨。每到这个时间段上，大人们没有特殊情况也不去赶“临浯集”。赶集办事与我们都基本没有关系，包括红年东年及我的姥娘家都在河北的小石埠和高家庄，距离比到临浯还近很多，但就是因为这一河之隔，姥娘家我们去的次数也很少。这些我们也不在乎，在乎的就是因为一河之隔对我们获取临浯及周围村庄演电影消息的闭塞及准确性与过河的难处。
       红年很神秘地告诉了“今晚电影《战上海》”之后，我们便在激动中立即奔赴临浯街。走到北河的时候，一下了河崖，我们就看见了紧靠着岸边的河水已经结成了“冻冻碴子”，河面上水浅和水流不急的地方也看得见明晃晃的一片，我们知道那都是薄冰。红年说：“脱鞋，把裤腿子挽得高一点。”
       我们也不说话，各人忙各人的，鞋都很好脱，没有袜子省了好多劲，可挽裤腿子却来了麻烦。我们那时都穿着大裆棉裤，棉裤裆大腰长裤腿肥，把裤腿挽到膝盖以上，往前一走就掉下来，再挽上去，一走又掉下来。四个人的棉裤基本一个样。如裤腿子挽不住，到了河里再掉下来，棉裤就会被水泡透，走路都没法走了。我们仿佛听到了临浯放电影的喇叭声，大家都急得猴子般模样。只见红年又从河边跑上了河崖。他是想上去找树条或苇子之类的东西，用它们绑裤腿子。可是，我们过河的这个地方，就是北河与南河交汇的地方，也是都吉台人到河北赶集出门办事以及种地常走的地方，村里十六个生产队在河北都有地，我们也曾跟着生产队的大人到河北的地里干过活。红年到了河崖顶上，不但没有找到可绑裤腿子的东西，看见的只是光秃秃的一片，他又急着往下下，可不小心脚下一滑，“搐啦”就从河崖上擦着滑到了河边。到了河边，他往上一站，整条棉裤全掉到了脚脖子上，这才发现自己扎腰的绳子从河崖顶上往下擦时不知是被什么东西挂断了还是被河崖斜坡上粗砂粒磨断了。红年扎棉裤腰的绳子是用苘皮子搓起来的，苘皮子比蔴皮子脆韧性差，但因为俗话中有“披麻戴孝”一说，身上扎蔴绳便成为人们的大忌，所以宁愿用韧性差的苘绳子也决不去用蔴绳扎腰。红年扎腰的苘绳是先将苘皮搓成细绳，然后又将四股细苘绳拧成一根较粗的扎腰绳。红年用苘拧成扎腰绳，从剥苘到拧细绳到拧成较粗的扎腰绳，都是是他自己动手一人完成的。
       红年在我们一个爷爷的十个叔兄弟中是最聪慧的，他不但聪明而且心灵手巧，既能干活还会玩耍，会吹笛子会拉二胡还会敲锣打鼓，村里成立宣传队从各生产队挑选会吹拉弹唱的人才，我们村西头的四个生产队只有他一人被选上。最难能可贵的是红年还继承了我二大大超强的记忆力会说书讲故事，最令我们佩服且叹为观止的是我二大大用那原始的织布机织老棉布的繁琐技术。二大大尊享都吉台周围十里八村誉满北河两岸顶级织布技术的美名，是出名的“二机匠”，二大大织的布细腻匀称结实，经是经纬是纬看不出接头见不到瑕疵。二大大都想把他这一技术传授给我们，并悉心耐心手把手地教授过我们，也期望我们都能成为名副其实会织布的“机匠”。二大大的期望就是想让我们能够掌握一门与众不同的在生产队干完活之后的剩余时间里可另外赚口饭吃的本领。然而，我们都一个个如“狗熊它娘是怎么死的”那一答案。我们没见过狗熊，也不知它娘什么模样，只知道狗熊它娘是笨死的，我们便把猪比作狗熊，认为猪笨，猪它娘更笨，我们由此变成了猪，是一头头其笨无比的猪。在我们的兄弟中，只有红年上了织布机很快就学会了织布技术，二大大织布的精湛技艺只有红年学的最好最扎实并继承了下来。我和明年也曾在红年的指导下多次上过二大大的织布机，结果上去之后不是脚踏错了就是梭扔不对地方，还扔在地上，几分钟就把经线纬线弄得乱七八糟，怕被二大大“嫌吼”，红年便再一点点收拾停当。我庆年大哥从老爷爷那里学来的细木匠的绝活，红年跟着学了不长时间就出徒独立为人打造家具，而我们刨子不会拿凿子不会用还把庆年大哥的墨斗子拨弄来拨弄去把墨拨弄了庆年大哥一脸最后全撒了地下，被庆年大哥歪到了一边，叫我们虚心向红年学习。
       从河崖顶上擦下来不知是拉断还是磨断扎棉裤腰的那根苘绳，无比聪明的红年竟一下子得到了启发，他把那根扎腰绳一分为二，两股接起来后拧成一根继续扎腰，另外两股分段截断，一人两根截断的，把挽不住的棉裤腿再次挽好后，他亲自为我们三人紧紧地绑在膝盖以上的大腿上。我们都试了试，挽起来的棉裤腿再掉不下来了，便开始过河。
      “世上只有冷暖自知，决没有感同身受”，这话我很是认同。但有时也不尽言。当我们把肥大挽不住的棉裤腿子用红年扎腰的苘绳子绑好赤脚踏进有着“冻冻碴子”透骨扎人的河水里时，我想我们那个时候肯定是感同身受的。
       河水“哗哗”地淌着，不淌水的地方就是呲着狗牙般的“冻冻碴子”，我们的脚踩在上面“咯吱咯吱”脆响，双脚被扎得疼痛难忍，小腿到膝盖由疼变麻。离河对岸还有三分之一的距离，我就感到实在坚持不住了，便大声说：“三哥，这河我过不去了，电影也看不成了！”
        走在前边的红年便一转身回过头来，看着我问：“怎么了？”
        我说：“这脚和腿就像离开了我一样，没有感觉不会走了！”
       红年没再说话，而是把身子往下一蹲，背朝着我说：“上来！”
       我一下子就趴在了红年的背上。
       红年背着我又走在前头，东年明年跟在后边，我们到达北河北岸的时候，大家解开裤腿，赶紧穿鞋，爬起来就往临浯赶。而红年又把各人解下来绑棉裤腿的苘绳一根根拾起来，缠成一扎，放在河岸上一棵树的树杈上准备回来时再用。
      我们到了临浯，临浯的大街上寂静无声，连个人影都没有，我们知道这次看电影又扑了一个空。
       踏着“冻冻茬子”透骨扎人的河水奔赴临浯大街看电影扑了空，收获到的是两条小腿和双脚被来回两次“扎”得生疼以致起了冻疮都不敢“吱声”，而我们也没有任何怨言且乐此不疲。
       儿时给我留下看电影的故事很多，但让我体会最深的是红年背我过河，我想，不管是兄弟间还是朋友间的情分，决非是甜言蜜语和金钱美食，有时就在那一转身一回头或者往下一蹲给你一个脊背的瞬间。